我们应当给孩子们怎样的守护?

内容速读:

不久以前,我作为游戏媒体的记者坐在台下,看着台上来到2019中国游戏产业年会的家长、老师、专家们讨论游戏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我想起了当初爸爸跟我就“玩电脑”的问题约法三章的那个遥远的童年。那一年我10岁,家里头一回买电脑——当时我每周上一节电脑课,但学校机房里的电脑都是有屁股的那种,又重又慢;而家里买的是薄薄的液晶屏,Windows XP的屏保,蓝配绿,特别好看。得到了我的承诺后,爸爸满意了。

不久以前,我作为游戏媒体的记者坐在台下,看着台上来到2019中国游戏产业年会的家长、老师、专家们讨论游戏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我想起了当初爸爸跟我就“玩电脑”的问题约法三章的那个遥远的童年。那一年我10岁,家里头一回买电脑——当时我每周上一节电脑课,但学校机房里的电脑都是有屁股的那种,又重又慢;而家里买的是薄薄的液晶屏,Windows XP的屏保,蓝配绿,特别好看。

作为买电脑的条件,爸爸给我立下一条死规定:“不可以自己打开电脑。”又表达了一堆担忧,无非是“绝不能让游戏影响学习”“电脑要是害了你还不如不买”云云。得到了我的承诺后,爸爸满意了。

“小孩必须玩游戏”

我在未成年人保护圆桌论坛上也听到了类似的话。圆桌上的两个家长——正如我那个学过教育学的爸爸——对自己的教育方法颇有自信。比起我爸爸而言,这两位家长仿佛更有自信的资本:那位爸爸的儿子进了哈佛,那位妈妈的女儿进了清华。因为有这样的骄傲成果加持,他们又将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了理论化:哈佛爸爸是《世界名校学生家庭教育手记》的主编,清华妈妈写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售出800多万本。

在圆桌论坛之前,已经有好几位游戏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了发言,有几位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家的小孩。游戏常常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拉锯战,就算是从事游戏行业的高管们——理论上,他们有钱、有能力、有对于游戏的正确认识——也对孩子玩游戏的问题感到为难。可以想象,普通家长们在游戏面前一定会感到更加无助。

游戏行业的从业者们纷纷从家长的角度谈到未成年守护的议题

但哈佛爸爸王建军好像不太觉得无助。他声音洪亮,显示出十足的自信。“兴趣为王!”他说,“小孩必须玩游戏!我们要管控的是他的时间!”

他的管控方式是让孩子对更多事情感兴趣。在他的引导下,儿子进了美国高中的摔跤队,女儿学习了小提琴。他向台下伸出五指,“5个方面!”他说,“让孩子对5个方面产生兴趣——5个方面平衡发展,他就会成为一个人人喜欢的孩子。”

游戏作为其中某个方面中的可选项目,显然通过了哈佛爸爸的认证。“孩子必须玩游戏,因为现在的游戏是艺术、音乐和人文科学结合的产物,要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它。”他说,“包括网络,我们是拥抱网络的,网络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在网络上信息的获取量和学习差不多。”

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教育思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素质教育的号召下,虽然该考的考试一场也不会少,但我们还是有了更多发展兴趣的空间。我就学了书法,学了画画,这两者都是我爸爸在观察了我的日常行为之后(当时我偶尔会临摹一些米老鼠),出于极大的尊重和开明为我选择的“兴趣”,而我也作为特长生读上了好的学校。

在尚未形成健全人格的时期,我是完全听从父母的安排的——他们判断什么是对我好的东西,他们引导我去喜欢那样东西,他们控制我过多接触危险的东西——虽然当时的我对“好”“喜欢”和“危险”都没有概念,但在我顺利取得成就的时刻,他们也获得了对于这种教育手段的确信。

哈佛爸爸对自己系统化理论化的教育观念非常自信

不过,就算是哈佛爸爸,这套教育手段也有不那么管用的时候。他提到儿子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喜欢玩iPad上的游戏。“他妈妈第三次向我告状,我比较暴力,我就把iPad拿过来砸了,然后跟他妈妈说赶紧再买个新的。”他认为这种方式起了作用,“孩子从此再也不敢超过时间了。所以说,立规矩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精心散养,恩威并施。对于自己的教育成果,哈佛爸爸感到非常自豪。“17岁获得了美国科学家的称号”“纽约州的总冠军”“哈佛主席”“弹得一手好钢琴”……他流利地抛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艳羡的头衔,可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过多次。

“我跟孩子从来没有因为游戏产生过大的矛盾”

在哈佛爸爸说话的全程里,清华妈妈尹建莉脸上一直挂着赞许的微笑。她是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这本书的第7章第4节的标题叫做《不是电脑游戏的错》,她在里面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教育女儿的经过,并且为家长们总结经验。

她有一个自控能力超强的女儿。从初中开始,她的女儿就在玩各种游戏。虽然喜欢游戏,但女儿总是能够在紧要关头懂得收心——在中考前和高考前,她都自觉地把游戏盘放到箱子里收起来,最后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高考成绩,“超过清华录取线20多分”。

清华妈妈优雅、温柔、细声细气,一直带着微笑

清华妈妈的教育重点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沉迷。“只要你不经常为游戏和孩子发生拉锯战,就不会有上瘾。”她说,“我的第一个重点永远是不能产生冲突,所有的冲突都是负强化。一次冲突,3次(表扬)都补不回来,尽量不冲突。”

在清华妈妈看来,正是因为她足够信任自己的女儿,所以女儿才养成了自律的习惯。“从人性上说,没有一个人会自甘堕落,都是向上的。”她表示,在女儿表现出有所节制时,她会适时表达喜悦之情,“这都是正强化。”

在被问到是否因为游戏产生过家庭矛盾时,清华妈妈思考了非常久,仿佛在记忆中搜索枯肠,然后才说:“大的矛盾没有出现过,小的矛盾嘛……”她笑着说,“比如孩子在电脑面前坐几个小时,饭好了一直不来吃饭,饭都凉了还不下来,跟我说‘再等一下’,我就把饭热了端到电脑面前。”

虽然反对一切冲突,但她也对哈佛爸爸砸了iPad的行为表示认可:“哈佛爸爸做得很好,虽然你把东西砸了,但是你很好地陪伴了孩子。我给家长的忠告是,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不会有沉迷游戏的情况。”她颇为自豪地总结道,“我女儿现在工作了仍然玩游戏,但是什么也没耽误。”

后来,我又仔细读了清华妈妈的书。在书中,她向家长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她认为事情或许可以反过来做:把上网当作“任务”或“惩罚手段”,而不是当“奖品”送给孩子,否则孩子们“对游戏的兴趣被刺激得更浓了”。如果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那么当孩子做错了事,家长就惩罚他,“上网去吧,必须连续玩够10小时,不够就惩罚再玩10小时,直到他累得求饶。”

“这样,孩子慢慢觉得上网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仿佛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清华妈妈这样写道,“反复多次,可能会让他对上网产生反感心理。”

底层的结构性问题

两位自信的家长非常充分地展示了游戏在他们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在我看来,游戏之所以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获得了认可,是因为:一,游戏作为一种“艺术、音乐和人文科学结合的产物”,是好东西,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用。二,游戏从未耽误正事,也从未耽误孩子们走向成功。

就像千千万普通家长一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直都是衡量教育效果的最重要的标准。在我事后回看这场圆桌论坛的速记时,我发现所有嘉宾在谈论孩子和游戏的话题时都从未提到过这些词:快乐、高兴、开心、幸福。

这或许只是巧合,但作为一个被类似方式教育起来的小孩,他们的理论将我带回了童年时期许多以爱为名的噩梦时刻,也让我意识到:在关于未成年守护的议题上,作为守护对象的孩子的视角一直是缺失的。都知道要有爱、有尊重,但对于孩子而言,究竟什么是爱和尊重?

10岁那年,在爸爸跟我约法三章后,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真的非常听话,从来没有自己打开过电脑——即使我在用电脑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疯狂写作。在不能用电脑的时候就在纸上写,得到了爸妈的恩准开了电脑,我就抓紧时间敲进去。他们仿佛并不关心我究竟在电脑上做什么,也不关心写作这件事是不是我的兴趣所向;他们只是盯着我“玩电脑”的时间,盯着我学习成绩的起落,并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终究是负相关——就算是清华妈妈一样充满了教育心得的人,也依然会建议家长们将上网当作是一种惩戒,直到孩子想到上网就害怕。

令人有点沮丧的是,饶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属于“人生胜利组”的父母,或许也没能做到完全地给予孩子爱和尊重。更不用说,这样优越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大多数孩子能够拥有的。无论是“5个方面均衡发展”,还是“全靠孩子自律”——哈佛爸爸和清华妈妈的这些成功学理论,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太过遥远的概念。

圆桌论坛上我更感兴趣的嘉宾是湖北省恩施市罗针田小学的副校长张玲,主持人介绍说,她有长达十几年教龄,教过语文、数学、外语——光是这个介绍,就足以反映一定程度的问题。她所在的小学里有许多留守儿童,家长平时要负担的责任和职能很大程度上都转移到了老师的头上。

小学副校长张玲老师接触的家庭更有普遍性

张玲坦白地说,哈佛爸爸和清华妈妈跟她日常接触的家长很不一样。“我接触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是不让孩子玩游戏的(家长),一玩游戏就向我告状。”

这些家长们必然是无助的。他们既不了解游戏,也不了解自己的小孩,更不知道该从何入手。面对这样的情况,张玲也尝试过一些努力。“年初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和家长说,玩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只要他健康地玩就没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没能将这个最基本的“先进理论”落到实处,而是发展出了非常常见的那种对抗关系。

“孩子玩游戏,家长和孩子抢手机,孩子就威胁家长说,再抢手机就不读书了。”她说。

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讲道理、讲规则。跟家长讲,跟孩子讲,反反复复地讲。可想而知,对于那些一年到头也没有几天在家的家长和他们放养式的孩子而言,这种说理的方式能够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

有数据显示,在留守儿童中沉迷游戏的概率远远高于非留守儿童。很显然,作为管理者和引导者的家长这一角色的缺失,使得留守儿童更容易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戏上。在这些孩子身上,完全自律是失效的,不成系统的严格管理也往往没有好结果,这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手段去改善。游戏固然有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关于未成年守护的议题,背后是经济发展、城乡差距、教育背景、阶层流动之类大环境下的大问题,而游戏作为其中一个发生冲突的平台,只是这些大问题投下的阴影。

“出问题的不是网络和游戏,而是孩子们的生活”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苏文颖注意到,家长的焦虑正在把游戏沉迷推到风口浪尖。作为儿童司法保护和网络保护领域的专家,依她的观察来看,“互联网上的风险,游戏排不到前三”。不过,儿童的涌入的确对互联网过去建立在成人用户基础上的框架体系和服务形成了挑战。

不少国家都在试图补上互联网治理这门课。苏文颖注意到:“在防沉迷上,家长和互联网公司处于一个对抗的状态。往往是家长觉得游戏就是原罪,互联网公司挣的都是黑心钱。互联网公司也很无奈。”其实在国内,未成年守护反而走得比国外更前。“我们的监管方和行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地速度也非常快。”

苏文颖从更广博的维度探讨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

有意思的是,她用马斯洛需求层次来分析人和游戏之间的关系。“最底层的需求是不‘肝’不‘氪’,时间上要控制,在上面花的钱也要控制。”在目前这个阶段,许多游戏公司都已经通过在游戏中接入防沉迷系统,从而实现了在时间和金钱上的管控,但这远远不够。

正如苏文颖所说,沉迷网络只是一个表象,还有很多内在的原因。她提到他们的机构最近做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上网体验成正相关,和网络风险成负相关。”也就是说,身心越健康的孩子,上网体验越好,网络风险越低。这个研究和我们过去通常认知的“网络害人”的因果关系完全相反,它指出了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思考方向:出问题的不是网络和游戏,而是人们的生活。在投入时间和金钱的背后,反映的是孩子们在心理和精神上渴望得到满足的需求。

“实际上(这个研究)暴露出很多底层的问题。这些问题光靠我们现有机制保障的不‘肝’不‘氪’解决不了。那么就要给家长一些知识、素养,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孩子这么喜欢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有什么点?我能不能领会到这个点?是不是会有一些每个家长都能够理解和使用的工具?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苏文颖说。

“陪伴、沟通、理解”

“现实残酷非常多。”腾讯游戏客服负责人张颢说。他一直都工作在未成年人守护的第一条阵线上,对于现实面临的种种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在圆桌论坛上,他很少说话,但每次说的问题都切中要害。

“我们每天会接触大量的家长,家长其实也很无助,90%以上都是都市的蓝领阶层,每天忙着工作和生计,不知道怎么去驾驭孩子。”张颢说。

工作在未成年守护前线的张颢分享了自己的第一手经验和思考

在论坛上,他谈到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一个父亲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帮忙解决女儿沉迷游戏的问题。他们在和女孩子沟通后才知道,她并不是喜欢玩游戏,而是喜欢二次元的设计,未来的目标是成为设计师、成为画家。“其实家长完全不知道孩子真正的爱好是什么。”他说,“这样的案例太多了。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我们接触到的每个家长背后都是一整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各有各的问题,而他们的客服人员给家长出得最多的招就是3件事:陪伴、沟通、理解。

这3招听起来抽象,实际上正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当然,最大的难点还是如何将3招落到实处。“我们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绝大部分的案例都可以通过这3招可以解决。”张颢表示,“这是我从事这个工作最大的感受。 ”

解决问题或许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我曾经跟一个《QQ炫舞》手游的客服人员聊天,他就遇到过一个患有轻度自闭症的女孩,因为在游戏中得不到想要的服装,心理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一开始她非常抗拒沟通,但那位做客服的男孩没有放弃,一点一点地打开对话的突破口,化解女孩的心结。在了解了女孩玩游戏的心情后,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游戏上,而是因为女孩的内心封闭,所以游戏成为了她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让女孩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去接触更多现实中的人。

事实上,他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下,女孩开始多出门走走,还交了几个现实中的朋友,跟家人的关系也改善了不少,从阴郁的角落里慢慢地走了出来,走到了阳光下。

遥远的哭声

与未成年人守护的话题相关,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到“向善”的概念。我常常想,这固然是个美好的愿景,但问题是:什么是善?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善?

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尤其敏感的领域。在一些时候,孩子们的确会因为缺乏成熟的心智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这意味着适当的管控是必要的;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就算想要表达什么,也因为声量微弱和力量不对等而被大人所忽视,这意味着大人在沟通和理解上还需要更多努力,用爱和尊重架设通往孩子心灵的桥梁。

圆桌论坛讨论了一些问题,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往小了说,就算沉迷游戏又如何?更关键的是去了解游戏对于孩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往大了说,听话和服从并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成功也不是衡量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当游戏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工具、以功能属性的面貌被家长认可时,我总感到那并不是真正的认可。孩子们能够从生活中获得快乐,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价值观,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跟爸妈一起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对方也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吃饭的时候,忘了因为什么,说到了玩电脑的事儿。对方的爸爸颇为自豪地表示,自己从来不管女儿玩电脑,最大限度地尊重她的爱好。

“她可以自己开电脑吗?”我问。

“当然可以了。”对方爸爸理所当然地笑着说。

仿佛生活中那些长久以来沉在水底的冰川骤然裂开,对方爸爸话音刚落,我就嚎啕大哭起来。我爸妈又惊又羞,但不管他们怎么劝,我都停不下来。

不久以前,当我作为游戏媒体的记者坐在未成年守护的分论坛台下时,距离那一天已经过去了10年。在台下听着他们谈论着关于孩子们的事情,场上充满了自信的、骄傲的、关切的话语,我的心里一直回荡着的却是那遥远的、巨大的、仿佛冰川崩裂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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